三是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科技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与新业态层出不穷，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据统计，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8.6%，其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多。未来，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对法定数字货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与传统金融业务相比，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金融业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客户触达性更强、风险得到更好防控，创新发展空间十分巨大；另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数字经济的重要工具，利用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即结算、可编程性等特点，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金融业务与数字经济的易得性、便捷性、敏捷性、通用性、无接触、多元化等特征相吻合，货币资金流动与数字经济下的商品货物流动相互耦合，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更便利的投融资环境。我国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将有力支撑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金融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法定数字货币标准“三大支柱”

《规划》还明确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的重点内容，包括探索建立完善法定数字货币基础架构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业务和应用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基础数据元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终端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评估检测标准等。

综合来看，技术标准、应用标准以及标准国际化构成了我国建设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的“三大支柱”。

一是技术标准。法定数字货币相对传统法定货币的科技创新属性非常突出，法定数字货币的易得性、便捷性、安全性、稳定性等特征都需要技术的创新应用来实现。同时，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选择又是一个长期演进、持续迭代、动态升级的过程。研究制定开放的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标准和严格的技术评估淘汰机制，始终保持对未来技术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围绕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实现，不断淘汰过时的旧技术或者不安全、不稳定的技术，持续引进应用先进技术和更加稳定的技术，确保法定数字货币技术国际领先性和安全可靠性。

二是应用标准。法定数字货币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这包括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回笼以及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借贷、投资、担保等金融业务创新。比如，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加载智能合约，在触达事先设定条件的情况下实现自动支付交易，排除人为因素，可以大幅提升金融效率和风控水平。但是，法定数字货币并不能消除金融风险，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无序扩大货币发行和金融交易规模也会带来金融风险和巨大损失。研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及相关数字金融业务的标准，不断探索和确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金融业务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流程，构建法定数字货币业务和应用“红绿灯”监管模式，推进法定数字货币业务健康发展。